云上随州新闻（阿里上线"数字防疫系统"，已覆盖浙江全省和湖北三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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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里上线"数字防疫系统"，已覆盖浙江全省和湖北三市
• 李白简历与东阳古城
• 报纸的起源是什么

阿里上线"数字防疫系统"，已覆盖浙江全省和湖北三市

2月3日，湖北省随州市新冠肺炎联防联控平台正式发布，平台包含"主动申报与疫情线索提供"、"信息发布与 健康 教育"、"新型肺炎患者同行程查询"、"网上智能问诊"、"疫情实时追踪"等模块，为随州居民提供智能、快捷的疫情防控通道。

该平台是由随州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牵头，联合阿里巴巴旗下钉钉、支付宝、阿里云、达摩院、政务钉钉等团队以及深圳铁小匠数字 健康 助力搭建完成。这是继2月1日襄阳市之后，湖北省第二个上线阿里"数字防疫系统"的城市，此外，孝感市孝南区也在3日上线该系统。
据了解，该平台主要用于开展以社区为基础的从武汉返回人员、发热人员线上申报、排查，以及密切接触者居家观察、就医转诊、宣传教育等线上指导、咨询。

信息发布与 健康 教育版块，通过云上随州、 健康 随州、平安随州发布疫情防控新闻信息，反映防控动态，让居民知情、参与、配合，为居民树立信心。

此外，随州市居民也可以通过平台获得智能在线问诊、疫情实时追踪、同行程查询、 健康 教育等服务。

截止2月3日，随州市、县市区、乡镇（办事处）、社区有关防控指挥部管理员和疾控、医务等300余人进驻平台，并开展了运行测试，达到上线条件，同步对各级管理员进行培训，线上开展市区疫情防控工作。

随州市疫情防控指挥部相关人士表示，该平台将为随州市居民参与疫情防控提供便捷、贴心、高效的服务，助力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平台具体操作路径：打开"支付宝"→进入"城市服务"→选择城市为"随州"→点击进入"随州市新冠肺炎联防联控平台"。

值得一提的是，面对疫情，阿里钉钉快速响应，联动阿里多个部门，于1月27日迅速搭建出浙江省新型肺炎公共服务与管理平台，并输出一整套完整的"数字防疫系统"，免费提供给全国各地政府和社区。除了湖北省襄阳市、随州市、孝感市以外，全国多地都在筹备上线中。

李白简历与东阳古城

开元二十四年(736年)，李林甫接替张九龄，升任中书令(右相)，后进封晋国公，和杨国忠（—756，山西人，祖籍陕西，东汉太尉杨震之后，张易之外甥，杨贵妃族兄，曾任宰相，封卫国公，因专权误国，败坏朝纲，导致安史之乱。详细介绍附录于本文后面）专权，

        长安元年（701年），楼颖出生。他的父亲为他取名岩，意思是像山上的岩石一样，有自己的思想和头脑。
      李白，字太白。其生地今一般认为是唐剑南道绵州（巴西郡）昌隆（后避玄宗讳改为昌明）青莲乡。祖籍为甘肃天水。其家世、家族皆不详。据《新唐书》记载，李白为兴圣皇帝（凉武昭王李暠）九世孙，按照这个说法李白与李唐诸王同宗，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同辈族弟。亦有说其祖是李建成或李元吉。

神龙元年（705年）， 十一月，武则天去世。李白五岁。发蒙读书始于是年。《上安州裴长史书》云:“五岁诵六甲。”六甲，唐代的小学识字课本，长史，州之次官。
开元三年（715年），李白十五岁。已有诗赋多首，并得到一些社会名流的推崇与奖掖，开始从事社会干谒活动。亦开始接受道家思想的影响，好剑术，喜任侠。是年岑参生。
开元六年（718年），李白十八岁。隐居戴天大匡山（在今四川省江油县内）读书。往来于旁郡，先后出游江油、剑阁、梓州（州治在今四川省境内）等地，增长了不少阅历与见识。
辞亲远游
开元十二年（724年），李白二十四岁。离开故乡而踏上远游的征途。再游成都、峨眉山，然后舟行东下至渝州（今重庆市）。
开元十三年（725年），李白出蜀，“仗剑去国，辞亲远游”。
开元十四年（726年），李白二十六岁。春往扬州（今江苏省扬州市）。秋，病卧扬州。冬，离扬州北游汝州（今河南省临汝县），至安陆（今湖北省安陆县）。途经陈州时与李邕相识。结识孟浩然。
开元十五年（727年），是年诏令“民间有文武之高才者，可到朝廷自荐”。秋，全国六十三州水灾，十七州霜旱。李白二十七岁。居于安陆寿山，与故宰相许圉师之孙女结婚，逐家于安陆。是年王昌龄进士及第。
开元十六年（728年），土蕃屡次入侵。李白二十八岁。早春，出游江夏（今湖北省武汉市），与孟浩然相会于斯。
开元十七年（729年），八月五日，唐玄宗为自己四十岁生日举行盛大的庆贺活动，并以每年八月五日为千秋节。诏令天下诸州宴乐，休假三日。以宇文融管理全国财赋，强制税法，广为聚敛，供朝廷奢侈之用。李白二十九岁。在安陆。
蹉跎岁月
开元十八年（730年），李白三十岁。春在安陆。前此曾多次谒见本州裴长史，因遭人谗谤，于近日上书自白，终为所拒。初夏，往长安，谒宰相张说，并结识其子张垍。寓居终南山玉真公主（玄宗御妹）别馆。又曾谒见其它王公大臣，均无结果。暮秋游邢州（在长安之西）。冬游坊州（在长安之北）。是年杜甫十九岁，游于晋（今山西省）。
开元十九年（731年），玄宗多任宦官，尤宠高力士，时四方表奏，皆先为高力士所决。十月，玄宗驾幸洛阳。李白三十一岁。穷愁潦倒于长安，自暴自弃，与长安市井之徒交往，初夏，离长安，经开封（今河南省开封市），到宋城（今河南省商丘县）。秋到篙山五岳之一的中岳（为河南省登封县的名山），恋故友元丹丘的山居所在，逐有隐居之意。暮秋，滞留洛阳。
开元二十年（732年），十月，玄宗到洛阳以北（今山西省一带）地区出巡，诏令巡幸所至，地方官员可将本地区贤才直接向朝廷推荐。十一月，至北都太原（唐朝开国之地），祀后土（土地神），大赦天下。十二月，归还洛阳。是年全国户数为七百八十六万一千二百三十六，人口四千五百四十三万一千二百六十五，为有史以来的最高记录。李白三十岁。自春历夏在洛阳，与元演、崔成甫结识。秋，自洛阳返安陆。途经南阳（今河南省南阳市），结识崔宗之。冬，元演自洛阳到安陆相访，二人同游随州（今湖北省随县）。岁未，归家安陆。
开元二十一年（733年），正月，唐玄宗亲注老子《道德经》。令天下士庶（身份很低的役人与庶民）家藏一册，梅年贡举时加试《老子》策。三月，韩休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五月，张九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二人为人正直，敢于力谏，张九龄尤以文学才能，道德文章，为世所重。分天下为十五道，各置采访使（负责监察督办所辖地区的政治等项），是年长安久雨，京师饥谨，诏令放太仓米二百万石以赈民。李白三十三岁。构石室于安陆白兆山桃花岩。开山田，日以耕种、读书为生活。
开元二十二年（734年），正月，唐玄宗巡幸洛阳。二月，秦州（今甘肃天水县西南）地震，房屋倒塌，崩坏殆尽，压死者四千余人。征沼自称生于尧时的道士张果先生，玄宗亲问以治道神仙之术。授其银青光禄大夫（银印上系以青色缓带，以为品位高的标志。副职），位侍中（唐门下省协助宰相起草文书等项的官吏）。
西游献赋
开元二十三年（735年），玄宗又一次狩猎，正好李白也在西游，乘机献上《大猎赋》，希望能博得玄宗的赏识。他的《大猎赋》希图以“大道匡君，示物周博”，而“圣朝园池遐荒，殚穷六合”，幅员辽阔，境况与前代大不相同，夸耀本朝远胜汉朝，并在结尾处宣讲道教的玄埋，以契合玄宗当时崇尚道教的心情。
是年，李白进长安后结识了卫尉张卿，并通过他向玉真公主献了诗，最后两句说“几时入少室，王母应相逢”，是祝她入道成仙。由此，他一步步地接近了统治阶级的上层。李白这次在长安还结识了贺知章。李白去紫极宫，在那里遇见了贺知章，立刻上前拜见，并呈上袖中的诗本。贺知章颇为欣赏《蜀道难》和《乌栖曲》。李白瑰丽的诗歌和潇洒出尘的风采令贺知章惊异万分，竟说：“公非人世之人，可不是太白星精耶？”贺知章称他为谪仙人。三年后，李白发出“行路难，归去来”的感叹，离开长安。
供奉翰林

天宝元年（公元742年），由于玉真公主和贺知章的交口称赞，玄宗看了李白的诗赋，对其十分仰慕，便召李白进宫。李白进宫朝见那天，玄宗降辇步迎，“以七宝床赐食于前，亲手调羹”。玄宗问到一些当世事务，李白凭半生饱学及长期对社会的观察，胸有成竹，对答如流。玄宗大为赞赏，随即令李白供奉翰林，职务是给皇上写诗文娱乐，陪侍皇帝左右。玄宗每有宴请或郊游， 必命李白侍从，利用他敏捷的诗才，赋诗纪实。虽非记功，也将其文字流传后世，以盛况向后人夸示。李白受到玄宗如此的宠信，同僚不胜艳羡，但也有人因此而产生了嫉恨之心。
天宝二年（743年），李白四十三岁。诏翰林院。初春，玄宗于宫中行乐，李白奉诏作《官中行乐词》，赐宫锦袍。暮春，兴庆池牡丹盛开，玄宗与杨玉环同赏，李白又奉诏作《清平调》。对御用文人生活日渐厌倦，始纵酒以自昏秽。与贺知章等人结“酒中人仙”之游，玄宗呼之不朝。尝奉诏醉中起草诏书，引足令高力士脱靴，宫中人恨之，谗谤于玄宗，玄宗疏之。

东阳古城为何不在东阳——探究地名“东阳”的历史
2014-09-04 21:21东阳新闻网卢旻衎
　　近年来，江苏省盱眙县“东阳古城”附近许多汉墓的考古举世瞩目。“东阳古城”即“东阳城遗址”。很多东阳人产生疑问：怎么离我们浙江东阳这么远的地方有一个东阳古城？地名“东阳”是哪个地方先使用的？故本文探究了地名“东阳”的历史。
　　全国以“东阳”为地名的虽然不少，但自秦朝以来，以“东阳”作为县名的却不多，时间较久的是两个地方：淮南地区秦汉两晋时的东阳县、浙江金华地区设立自唐代的东阳县。依据《东阳市志》等资料，本文将两县主要的建置沿革分别进行阐述。
　　一、秦汉时的东阳县
　　公元前221年，秦朝设立“东阳县”，隶属九江郡，后来改隶东海郡。此东阳县位于淮南地区，其辖地大致为今江苏盱眙县马坝镇、金湖县、宝应县、安徽天长市北部，县治所在今江苏东阳城遗址所在地。
　　“东阳”地名在春秋战国时已出现。古代地名中的“阳”字多指在山的南面，也可指在河水的北面。《孙膑兵法》中提到“平陵，其城小而县大，人众甲兵盛，东阳战邑，难攻也”，意思是平陵(今山东定陶)为东阳地区的军事重镇，难以攻克。故东阳指今山东定陶一带。这一地带正好位于黄河之东(南)、泰山之(西)南、太行山之东南，即“水之东，山之阳”。 《左传》中“吴伐鲁，克东阳”提到的东阳、《史记·赵世家》中“王再之卫东阳，决河水，伐魏氏”提到的东阳与此区域大致相同。秦汉时的淮河在下游流向东北。东阳县位于淮水之东(南)，并且仍位于泰山、沂蒙山以南，故也符合在“水之东，山之阳”的地理特征。
　　秦末至西汉初，东阳县隶属东阳郡。公元前121年，汉武帝把东阳郡改为广陵郡。故淮南地区东阳郡存在时间约85年。
　　汉代早期，淮南东阳县经济文化发达。考古发现这一地区有大量汉代墓葬，比如大云山汉墓，出土了金缕玉衣、玉棺等大量稀世珍宝。当地还有一段顺口溜：“说东阳，道东阳，东阳遍地是宝藏。自从出现盗墓贼，十墓被盗九墓光。”
　　东汉末，建安十四年(公元209年)，曹操强令淮南数万人迁往淮北，造成百姓恐慌，纷纷逃往东吴(见《三国志·蒋济传》)，以致东阳县人口稀少，历经四百多年的淮南东阳县被废除。
　　二、浙江东阳初称汉宁县，后改吴宁县，隶东阳郡
　　今浙江省东阳市最初建县时并不称为“东阳县”。这里在西周时属越国，可能是越国政治、经济、文化的核心地带。秦朝时这里属会稽郡。东汉末，献帝兴平二年(公元195年)，始在此建县，称为“汉宁县”，寄寓“汉地安宁”的美好愿望，仍隶属会稽郡。
　　东汉亡，魏蜀吴三分天下，东吴把“汉宁县”改成了“吴宁县”，可能改于公元222年孙权被魏文帝曹丕封吴王、正式建立吴国之时。隋唐以前，吴宁县城位于今东阳市歌山镇，其县城遗址称为“吴宁古城”。
　　吴宝鼎元年(公元266年)，会稽郡分置出一个东阳郡(今浙江金衢地区)，治所在长山县(今金华市)。此时距淮南东阳县被废仅57年。《方舆胜览·婺州》记载，取名“东阳”是因长山县“在金华山之阳，縠水之东”。金华山位于今金华市城北。縠即瀫，均读hú。瀫水可以指衢江和兰江的并称。衢江是兰江的上游支流。两江均向东北流。吴置东阳郡所辖区域均在衢江和兰江东(南)，所以也符合在“水之东，山之阳”的特征。“东阳”地名不是始创于此时，淮南东阳县远没有到被遗忘的时候，更何况东吴当时有许多从淮南东阳县迁来的百姓。因此，东吴在设立东阳郡时，应是沿用了秦汉时曾用过的郡县名“东阳”，希望此东阳郡延续秦汉时淮南东阳县的繁华。东阳郡设立后，吴宁县划属东阳郡，两晋不变。此东阳郡下文中特称为浙中东阳郡。
　　三、西晋复置淮南东阳县，至东晋末又废
　　西晋统一天下后，于太康元年(公元280年)恢复了淮南东阳县，隶临淮郡。可见原淮南东阳县至此时仍未被淡忘。到东晋义熙7年(公元411年)，淮南东阳县又被废，原因不明。此处在南朝时可能也设有东阳县。浙中东阳郡在两晋一直保留。所以在两晋时期，江淮有东阳县，浙中有东阳郡。
　　南朝梁、陈时，浙中东阳郡改称金华郡。隋开皇九年(公元589年)，金华郡改“婺州”，吴宁县被废，长山县被改称吴宁县，开皇十二年又改称东阳县，开皇十八年又改称金华县。大业三年(公元607年)复改婺州为东阳郡。
　　四、唐代恢复吴宁县，但改称东阳县
　　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东阳郡又改称婺州。唐垂拱二年(公元686年)，唐朝恢复吴宁县，但改称东阳县，袭东阳郡名，隶属婺州。县名“吴宁”可能因“汉地安宁”改“吴地安宁”的先例，唐朝统治者觉得作县名不妥。
　　此后“东阳”县名在这里基本上沿用至今。“吴宁”成为东阳县城区地名也使用至今。目前虽然全国有很多乡镇和村庄以“东阳”为地名，但是以“东阳”为县市名的只有一个浙江省东阳市。
　　今浙江省东阳市虽仍位于瀫水东侧，但相距甚远。东阳市在金华山东北约60公里，故今东阳市不在金华山之阳。若直接说今东阳市取名“东阳”是因“在金华山之阳，縠水之东”，容易让人不得其解。东阳市境内东阳江为东西流向，城区南北皆是丘陵山地。若简单说取名“东阳”因在“水之东，山之阳”，会让人不知是何水之东，何山之阳。对于今东阳市，可说它在“瀫水之东，会稽山之阳”。它其实仍有在“水之东，山之阳”的特点。
　　五、结语
　　淮南东阳县建县比今浙江省东阳市建县早416年。前者主要存在于秦汉和两晋。西汉初期的东阳郡也位于淮南，存在约85年。东吴两晋时的东阳郡位于浙江金衢地区，因在“水之东，山之阳”而沿袭“东阳”郡县名。唐垂拱二年，郡县名“东阳”转由原东阳郡下辖的吴宁县沿袭至今。
　　经过探究“东阳县”异地同名的历史，本文解释了为何东阳古城不在我们浙江东阳。“东阳古城”主要指秦汉两晋时的东阳县城，其遗址在今江苏盱眙县。

报纸的起源是什么

报纸的起源有几种说法
（1）周朝说
我们在前面提到，先秦时代的周朝出现了记事的史官和采风的乐官，因此，有人就推测，像《春秋》和《诗经》这样的史籍，在当时很可能就是一种报纸，它们带有宣传和公报的性质。持这种观点的人主要是几位外国学者，比如说曾在燕京大学新闻系任教多年的美国新闻学者白瑞华。但是，这种说法大部分只是学者们的大胆假设，并没有足够的史实根据。先秦的任何典籍中也没有记载周朝的“报纸”的文字。所以，这种说法不能成立。
（2）汉朝说
持这种说法的以我国著名的新闻史学家戈公振为代表。在他的《中国报学史》中的有一节专门论述汉朝的报纸，节的题目是“汉有邸报乎？”他认为，汉朝幅员广大，工商繁荣，文化发达，各藩王与汉武帝之间关系密切，对于京师的政治情报，必定有殷切的需求，而邸报自然应运而生了。应该承认，这些事实都说明了汉朝的确具备了一定的抄发报纸的客观条件，而且也的确有了“邸”这个机构，但是，却没有关于“邸报应运而生”这样类似的记载，在现存的汉朝文献资料中，也看不到“邸报”的字样。因此，汉朝有报纸的说法也不能成立。
另外还有东晋说等，我们这里就不一一介绍了。从这些说法中我们可以看出，关于报纸的起源是需要用能看到的实物或是确定的记载来证实的，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有一位老师曾对我们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做学问需要有这样的方法“大胆推测、小心论证”，这用在我们新闻史的研究中也非常合适，我们需要根据现有的材料大胆的推测一些材料背后的事情，但是翻回头还需要找大量的史料来对想法进行论证，只有想法是不够的。
根据现有的材料，比较可靠的说法是：中国的报纸开始于唐朝。
3、唐代的进奏院状报
到了唐朝，我们知道，这是我国封建社会时期空前繁荣强大的一个朝代。它采取了一种与前朝不同的行政制度——藩镇制度。我们在中学历史中已经学到，藩镇割据的形势是我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现象。随着藩镇势力的日益发展，各藩镇的办事代表“节度使”纷纷在京都设立自己的办事机构，叫做“邸”，后来又改叫做“上都知进奏院”，简称“进奏院”。这里的负责人也就叫做“邸吏”或者是“进奏官”。他们的工作是为所代表的地方长官呈递章奏，下达文书，办理需要和政府中枢各部门请示汇报、联系交涉的各项事宜，也为地方了解、汇集和通报各项政治消息。其中，我们注意到，由邸吏或者是进奏官们，为地方长官了解、汇集和通报各项政治消息而传抄的报告，已经不同于以往的诏书性质的文件，诏书是有强制性的行政公文，而这些报告，却显然不具备这样的功能，仅仅是提供了信息，因此它是一种专门用来传递新闻的渠道。而“邸”或“进奏院”这样的机构，也就成为藩镇首领们设在首都的、了解朝廷和全国情况的信息中心。只是这些报告在当时没有固定的称呼，有称“进奏院状报”的，也有称“状报”或“报状”的，还有称“留邸状报”的等等。因此，可以这么说，如果唐代确实存在“进奏院状报”的话，那么它将是我国最早的报纸。
现在，我们需要证明的就是，唐代确实有“进奏院状报”。有两种途径:一是需要在古籍中找到关于这种形态的报纸存在的确切记载，或者是找到“进奏院状报”的实物来证明。恰巧，这两方面的证据我们都已经找到了。
（1）先说史料的记载。
在唐人的著作和有关唐代的史籍中，已出现“新闻”、“”等名词，至于“报”、“状”、“条报”、“杂报”等词语，更是频繁使用。在有些著作中还对此作了具体的描述。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一个叫孙樵的人在自己的著作《经纬集》中的一篇文章《读“开元杂报”》。
孙樵，是唐宋八大家之首韩愈的弟子，生活在公元八百多年的唐朝中后期，曾作过中上级的政府官员。
孙樵的《读“开元杂报”》作于公元851年，这一年，他在科举考试中中了进士，从自己的家乡——襄汉（也就是今天的湖北）一带，来到皇都长安，在长安亲眼看到了“进奏院状报”之后，回想起自己在家乡曾经见到的出自开元年间（713-741）的报纸，所作的一篇文章。（见附录）
在这篇文章中，孙樵生动地描绘了开元杂报的有关情况，使我们研究我国最早的报纸产生情况的宝贵资料。
在文章中，关于《开元杂报》的外观提了两点：一，“数十幅书”，也就是几十张未加装订的单页书面材料。二，“系日条事，不立首末”，也就是按日记事，没头没尾，各页之间互不衔接。
关于它的内容，文章中举了几个例子：“某日皇帝亲耕籍田，行九推礼”、“某日百僚行大射礼于安福楼南”、等等，孙樵后来拿《开元录》核对了一下，“条条可复”，也就是说都可以得到印证。（《开元录》是关于唐朝开元年间的编年史，现在已经看不到了。但我们从其他的史书中仍然可以验证，《开元杂报》的内容确实是发生在开元年间的政治事件。）
孙樵还把他在襄汉间看到的《开元杂报》与后来在长安看到的“条报朝廷事者”相类比，可见它们是同一类型的东西。它的存在，为唐代中期以后逐步发展起来的“进奏院状报”提供了一个证明。
我们把它和现在的报纸相比较一下，可以发现，孙樵所看到的“数十幅书”，在当时并没有正式名称，“开元杂报”只是孙樵随意给它加的一个称呼。它没有固定的刊期和报头，是否印刷，现在也还没有定论，但是它肯定是经过复制的多份“条报于外者”的，而且，内容纪录的是最近发生的新闻，由此，我们可以认为它就是我国的早期报纸。这也就证明了我国在唐代就出现了官方发布、抄录、传播新闻的做法，时间可以追溯到孙樵《读“开元杂报”》一文中引述的史实的上限，也就是开元十二年，公元724年。
《开元杂报》的原件我们现在已经看不到了，后人根据孙樵的记载作了一份复制品。（见附录）
（2）现存的唐代报纸——“敦煌进奏院状”
我们说，孙樵的《读“开元杂报”》虽然从史实上为我国唐代报纸的出现提供了有力的证据，但是，“开元杂报”却并不存在了，这不得不使人遗憾。但在上个世纪80年代，我们先后发现了两份唐朝进奏院状报的原件，再次为我国古代报纸的产生提供了实物证据。这两份报纸分别保存于英国伦敦大不列颠图书馆和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
这两份进奏院状，都是唐僖宗时期，有驻地在沙州的归义军节度使张淮深派驻朝廷的进奏官发回沙州的，因为沙州在今敦煌地区，这两份进奏院状又都曾长期封存于敦煌莫高窟，属于敦煌文物，所以被称为“敦煌进奏院状”。（见方汉奇通史54页图）
从两者的内容看，并不是朝廷公文所载的，而是进奏院官员收集、归纳的，具有新闻报道的性质，因此，它和开元杂报一样，也属于一种由官文书向正式官报转化过程中的原始状态的报纸。
4、我国早期报纸的形态
从以上这些材料中，我们可以总结出一些我国早期报纸的特征：
内容：进奏院下发的这些报状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皇帝的活动、皇帝的诏旨、官吏的任免、臣僚的奏章等等朝廷的政事活动。
发行：这些报状是不定期地由首都向地方传发的，它的主要读者是各地的藩镇长官。
版式：这些报状无报头、无固定名称，有的称为“进奏院状”，有的称为“邸吏状”，有的称为“报状”或“状报”等等。不分栏，只是按照时间顺序依次纪录。
新闻来源：它所提供的信息，有不少是进奏官们自行采集的，有的则是他们所获得的朝廷动态消息中筛选出来的。
所有这些特征，我们用先前给出的“报纸”的定义来衡量一下，就可以看出，我国早期的报纸并不符合报纸所具有的全部特征，只能说，它是一种原始状态的报纸，但正是这种原始状态的报纸，在后来的发展中，逐步成为了我国封建社会新闻传播渠道的主导。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我国古代报纸的发展情况。
三、我国古代报纸的发展
我国古代报纸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主要的发展阶段：宋朝时的发达、明朝时的独立、清朝时的完备。下面我们就依次来看一下它的发展轨迹。
1、发达的宋朝报纸
我国早期的报纸，到了宋代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开始出现了在封建政府中枢部门统一管理下发行的官报：邸报。负责发行邸报的机构是进奏院。
（1）邸报
邸报，只是从宋朝开始的，对封建官报的最经常最习惯使用的一种称呼。宋朝的报纸和唐朝一样，也没有固定的名称，邸报是其中一种。
宋朝建立之初，对唐朝的进奏院进行了整顿，我们知道，唐朝的进奏院是由各地方藩镇首领建立的，他们各自为政，各进奏院的官员们只负责摘录各自的长官所需要的信息。这种状况到宋代有了质变。宋朝在这些分散的进奏院之上建立了一个都进奏院，对各进奏院的活动实行统一管理，其中负责信息采集和传报工作的进奏官或邸吏，由封建中央政府统一领导。
这样一来，原来由各个地方诸州的进奏院自行开展的对稿件的采集、、整理、审定等新闻信息传递的工作，就逐步由中枢部门接管，只是在发报环节上，仍由各地的进奏院和进奏官们负责。因此，和唐代的进奏院状比起来，宋代的邸报具有更多的报纸的特征和封建官报的色彩。
首先，它已经不像唐代进奏院那样，只是一种由派驻首都的进奏官向自己的上级藩镇长官报告新闻的新闻信，而是一种在封建中枢部门统一管理下，按照一定制度，一式多份地发往诸路州郡，向地方传报朝廷信息的中央一级官报。
第二，它的读者已经不像唐代进奏院那样，只限于少数藩镇长官，而是逐渐扩展到中央和地方的各级官员和士大夫知识分子。
第三，它已经完全从官文书中分离出来，成为一种官方的新闻传播工具，信息量逐渐加大，新闻的时效性也有所加强。
第四，它是定期连续发行的。发行的周期，各时期不太一样，从每日、每五日到每月，都有过。
不过，虽然邸报比起进奏院状报来显示出更多的进步性，但是邸报和进奏院状报在本质上都是同一种事物，他们的性质是完全一样的，即都是封建官报。这一点大家要引起注意。
宋朝邸报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皇帝的诏旨、皇帝的起居、官吏的任免、臣僚的章奏、战报、刑罚等。
为了巩固皇权、维护封建统治的秩序，宋代开始注意到对邸报的传发工作进行管理。其中，严令规定了不许刊登的一些不利于统治的内容，比如说灾异、军情、朝廷机事（也就是皇帝认为容易引起反对和非议的一些事情）、还有未经批转公布的臣僚章疏，这些内容一般都是不允许报道的。为此，宋代还实行了“定本”制度，“定本”，指的是经官方审定的邸报样本，进奏官们必须根据这一样本进行发报，不得超出这个范围。
（2）小报
另外，宋朝之所以被称为我国古代报纸的发达时期，原因不仅仅在于邸报有了质的发展，还在于，在宋朝出现了另一种形式的古代报纸——小报。说到小报，我们一定会想起“小道消息”这个词，它和我们正常的信息来源相对，是一种非官方的说法。有时候，小道消息比正规的消息来得早，有时候，小道消息传播了正规渠道不传播、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又是迫切想知道的新闻。
“小报”记载的也是非官方发布的消息，它是我国新闻史上最先出现的民间报纸。由于这种报纸为读者提供了不少官报所不载的和官方禁止发表的文件和新闻，满足了他们对朝廷人事变动和政事活动消息的需求，成为邸报的重要补充。而且，可以说，小报是比邸报更为先进的报纸。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仍从报纸本身的特征来看。
首先，小报的内容较为丰富，可读性较高。大家翻回去看一下我们前面提到过的邸报，它的内容很局限，无非是皇帝的活动、皇帝的诏旨、官吏的任免、臣僚的奏章这些正常的朝廷政事。而小报比起邸报来，内容则广泛的多，有进奏官提供的邸报没有报道的事情，也有从朝廷泄露出来的和报探大街上窃听到的，等等，内容多，来源广，人们读小报的积极性大大超过读邸报。
其次，小报传播迅速、时效性较强。由于小报不用审查，因此小报往往比邸报传播的早，而且快。
另外，小报的读者面也更广，不仅是官员、士大夫知识分子，社会上关心朝廷政事的人，也有不少是小报的热心读者。
小报的出版，打破了封建官报一统天下的局面，突破了官方对于新闻传播活动的垄断和封锁，具有积极的社会作用和很强的生命力，一直延续到清末。但同时，它也触犯了封建统治者议论朝政的禁忌，泄露了新闻，因此，小报自诞生之日起，都一直处于非法的身份，历来受到封建统治者的查禁。
2、明朝时民间报房的出现和报业的独立
目前有关元朝新闻事业的记载不多，因此，这段时期在新闻事业史上也没有什么重要的影响。所以，我们在这里就不做过多的介绍了。到了明朝，我国古代报纸的发布抄传情况又有了巨大的突破，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是：民间报房的出现和报业的独立。
明朝的新闻事业与以前的朝代有所区别，它不设进奏院，而是由中枢部门统一安排封建官报的发布抄传工作。发自首都的官报仍被习惯地成为邸报。
明朝邸报的发布和抄传活动，主要通过三个环节：通政司、六科、提塘。通政司汇集各类题奏和地方上报的信息，也就是说臣僚们的章奏，要让皇帝看到，必须经过通政司，因此朝野人士对这个部门都十分重视，认为它是“朝廷的喉舌”；六科收集和发布有关的诏令和题奏，通政司的给皇帝的章奏，经过御览之后，有一部分就交给六科分类抄传，他们抄录的内容逐日装订成册，成为邸报的母本，为了工作方便，六科设在故宫午门外的阙右门和端门之间的长廊一带；提塘的办公地点称为“提塘报房”，没有固定的地点，靠租民房来维持，一般也离故宫不远，比如说，《醒世姻缘传》中提到的一处提塘报房就设在人民大会堂西南侧一带。提塘将这些诏令和题奏从六科抄出，经过筛选和复制，传发到省，再传到府县，通过辗转抄录，在各级官绅中传阅，这就是明代邸报抄传活动的全过程。
明朝邸报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增加了社会新闻，比如说，有这样一则史料：
弘治末，随州应山县女子生髭，长三寸余，见于邸报。
与抄发邸报的地方——提塘报房相比，明代更具重要意义的是民间报房的产生。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人们对新闻信息的需求越来越迫切，由于邸报的传播范围和传播内容非常有限，是许多人都得不到自己想要的新闻。小报的产生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人们对于新闻的需求，但是由于小报是私自发行，政府很难对其施加有效的控制。于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从明朝开始，政府允许民间自设报房，翻印部分邸报稿件，公开出售。这样，从事抄报和送报工作，就成了一个有利可图的行业。这一现象在许多史料中都有记载。比如说，明末有一个叫祁佳彪的御史，在他的日记中曾经记录了这样一件事：
何甥来，云送邸报为业。
其中的何甥，是他的亲戚，他的职业就是送邸报。这是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个有姓名可考的与邸报发行活动有关的人。
明朝既有抄报行、报房，又有送报人，作为独立的社会行业之一的报业也正在形成，这是我国新闻事业史上的一个重要现象。
3、清朝的京报——古代报纸的完备
到了清代，民间报房有了明显的发展，以京报的刊行为代表。
明代的民间报房，更多是依靠着提塘报房的，他们的消息仍然得自六科和提塘，所刊行的报纸与邸报内容基本一致。到了清朝乾隆年间，一部分人开始从提塘报房中分化出来，他们摆脱了官方的身份，专门以编发报纸为职业。清代的民间报房具有了更强的独立性，他们所刊发的报纸，也与以前的邸报有了明显的变化。清代民间报房所处的报纸，统称为京报，这些报房因而也被称作京报房。
大家把教材翻到25页，这是一份清代京报的封面。我们知道，在这之前的报纸是没有报头和封面的。这时报纸的封面是用黄色的连史纸作的，所以有“黄皮京报”的名称。封面上用“京报”两字作为报头，因此，清代的京报，又可以写作《京报》。报头下面通常给有某某报房的印戳，比如我们书上的这个，就盖的是“集文报房”，说明这份报纸出自当时的集文报房。当时北京存在的像这样有名号的民间报房很多，聚兴、集文、同顺、公兴、连升等十余家。每期报纸一般为4-10页，对叠后装订成册，大小就同书上的差不多。
京报的内容与当时的邸报基本相近，包括宫门抄、上谕和章奏三大部分。宫门抄，实际上就是由朝廷内部传出、张贴于宫门外的新闻，主要包括朝廷的重大活动，比如召见军机、臣僚们的谢恩谢赏、朝廷的典礼和祭祀活动等等。上谕部分主要是照发皇帝的谕旨，任免、褒奖、赏赐等等。章奏部分是臣僚们的奏疏，包括皇帝的批示。由于这些内容很多，一天的报纸不可能全部容纳，因此选择上的不同，就成为京报和邸报之间、以及各报房所处的京报之间的区别。
京报的发行范围不像官方的邸报，只局限于官府的官员中，而是发自社会各界、甚至全国各地。据史料记载，在晚清时期，京报的发行量曾达到1万份左右，这在当时是非常惊人的一个数字。我们知道，邸报的发行是靠提塘从京城、到省城、再到县乡这样一级一级来完成的，而京报则是由各报房雇用的送报人直接送给订户的，在北京的订户一般在上午10点左右就可以收到前一天的报纸，外地订户最快的两天就可以收到，而边远的省份也能订阅到京报，只不过收到的要慢一些，需要1个月的时间。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京报是我国古代报纸发展最成熟的形态。
另外，与民间报纸相对的朝廷官报——邸报，仍然是新闻传播的主要渠道。在清朝，这种官方新闻事业的发展主要体现在地方新闻事业的开创上。也就是说，除首都北京外，清代的各省省会和大一点的地方州府，也出现了专门的新闻传播活动。
在清代的地方新闻事业中，各省的提塘，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清代的提塘分京塘和省塘两种，京塘就是设在北京的提塘，它和我们前面提到的明朝时的提塘相类似。此外，在各省的省会还设立了各自的提塘，叫做省塘，他们除了按规定向各衙门发送官文书和转发来自京都的官报外，也通过自设的报房，翻印京报，向省内的官绅出售。这些翻印的京报，已经不局限于官僚机构内部传抄的官报。
除了翻印京报外，地方报房还刊行了一种报纸，受到当地官绅们的注意，这种报纸叫做“辕门抄”。辕门抄，是一种以报道地方官场消息为主的私营报纸。它们和当地发行的京报相配合，以个体供中央信息，一个提供地方信息，成为地方人士了解政情的两个重要渠道。
以上就是我国古代报纸发展的一个大致情况，内容非常多，为了使大家有个清晰的印象，我们在最后对我国古代报纸的状况作一个小结。
四、小结
我国的古代报纸，分为官报和民报两种。其中官报指的是“邸报”，它有很多名称，比如“状”、“邸吏状”、“进奏院状报”、“朝报”、“邸钞”等等，“邸报”是一个约定俗成的通称。民报又包括两种，一种是产生于宋代的非法的小报，另一种是出现于清朝的合法的京报。它们突破了官方的信息控制，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民众的意见和需求，和邸报比起来，形式和内容都更为先进，具有更多的社会进步性。
但是，从本质上来说，不论是官方的“邸报”，还是民间的小报和京报，都只能是古代报纸。它们共同的具有古代报纸的特征。这些特征是什么呢？是通过与现代报纸相比较，而得出的一些不同之处。
首先，它的内容不同于现代报纸。它刊登的是皇帝的谕旨、臣僚的奏折以及官员的任免升降奖惩、宫廷动态等公告性材料。没有自己采写的新闻，也没有任何言论。
其次，它的形式也不同于现代报纸。它只是一个材料又一个材料的堆砌，没有分栏，也没有标题，更没有消息、通讯、评论等不同新闻体裁的区分。它没有四开或对开的版面，而是抄印在单张的纸上，或者装订成小册子的形式。
中国古代的邸报，有1100多年的历史，小报有近千年的历史，民间报房出版的京报、辕门抄，也有近400年的历史。它们从诞生到结束，持续的时间都不算短，但发展不快，形式内容的变化不大，在信息量和新闻的时效性等方面，都难以和西方的近代报纸相比。这些报纸之所以发展缓慢，固然受到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和各王朝限制报纸出版的文化政策的影响，但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封建自然经济的制约。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国寡民生活，安土重迁、分散经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封闭的人际关系和社会心理状态，都不利于新闻事业的发展。在这样的土壤上，很难产生对新闻的数量和时效要求较高，和商品化的程度较高的报纸。明末清初，受资本主义经济萌芽的影响，一度出现过产生这类报纸的契机，但很快就在日益激化的阶级和民族矛盾面前，被当时的封建统治者扼杀了。
古代报纸长期发展不快、变化不大的状态，直到鸦片战争爆发，中国的封建自然经济被迫瓦解，封建政府的闭关锁国政策被迫取消，和商品经济有了较大幅度的发展以后，才有所改变。但是这时，旧时的邸报和京报，从形式到内容都已完全僵化，适应不了改变的要求，无法再继续发展下去，只得逐渐被近代化的新型报纸所取代。
孙樵《读“开元杂报”》：
樵曩于襄汉间，得数十幅书，系日条事，不立首末。某略曰：某日皇帝亲耕籍田，行九推礼。某日百僚行大射礼于安福楼南，某日安北奏诸蕃君长请扈从封禅。某日皇帝自东封还，赏赐有差。某日宣政门宰相与百僚廷争一刻罢。如此，凡数十百条。樵当时未知何等书，徒以为朝廷近所行事。有自长安来者，出其书示之，则曰：“吾居长安中，新天子嗣国及穷虏自溃，则见行南郊礼，安有籍田事乎？况九推非天子礼耶？又尝入太学，见丛甓（pi,四声）负土而起若堂皇者，就视得石刻，乃射堂旧地，则射堂废已久矣。国家安能行大射礼耶？自关以东，水不败田，则旱败苗，百姓入常赋不足，至有卖子为豪家役者。吾尝背华走洛，遇西戌还兵千人，县给一食，力屈不支。国家则能东封？从官禁兵安能仰给耶？北虏惊啮边甿(meng二声)，势不可控，宰相驰出责战，尚未报功。况西关复惊于西戎，安有扈从事耶？武皇帝御史以窃议宰相事，望岭南走者四人，至今卿士□舌相戒。况宰相陈奏于仗罢乎？安有廷铮事焉？”语未及终，有知书者自外来，曰：“此皆开元政事，该当时条报于外者。”樵后得《开元录》验之，条条可复。然尚以为前朝庭所行，不当尽为坠典。及来长安，日见条报朝廷事者，徒曰今日除某官，明日授某官，今日幸于某，明日畋（tian二声）于某，诚不类数十幅书。桥恨不生为太平男子，及睹开元中书，如奋臂出其间，因取其书帛而漫志其末。凡补缺文者十三，改讹文者十一。是岁大中五年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