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世友、王建安曾经积怨颇深，毛主席巧安排，山东双雄“将相和”？上将王建安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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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世友、王建安曾经积怨颇深，毛主席巧安排，山东双雄“将相和”
• 上将王建安介绍

许世友、王建安曾经积怨颇深，毛主席巧安排，山东双雄“将相和”

解放战争时期，许世友和王建安被山东老百姓称为“山东双雄”，但是，他们却曾经“积怨颇深”，以至于多年互不理睬；

张灵甫和李天霞是国民党在山东战场的两员大将，他们曾经是同事，却貌合神离，互不买账。

在孟良崮，张灵甫、李天霞大搞“窝里斗”，终究两败俱伤；

同样 在 山东 ，许世友和王建安却上演了一出“将相和”的好戏。

许世友和王建安都是湖北人，他们 都参加了黄麻起义，又是红四方面军的老战友，王建安担任红10师30团政委的时候，许世友是红12师34团团长。

1934年秋，王建安升任红四军政委，两年后，许世友也调到了红四军并 担任了红四军军长，从此，许世友和王建安成为了一对军政搭档。

1935年夏，红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会师后，因为张国焘搞分裂，许世友、王建安率红四军不得不再次爬雪山、过草地。

红四军1936年到达陕北后，许世友和王建安等红四军将领一起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

1937年，在批判“张国焘右倾逃跑主义”的斗争中，许世友、王建安等二十个红四方面军干部密谋离开 延安 回大别山打游击。

就在大家 即将 出发 之前 ，王建安觉得不该 这样 不辞而别，于是，王建安 就向 抗大保卫处报告 了 这个 情况 ，结果 ，许世友等人的出走计划未能成功。

尽管这次事件很快得到了妥善处理，但是，许世友因此与王建安之间结下了疙瘩，许世友从此不再搭理王建安，一对老战友、好搭档多年的老交情也戛然而止。

抗战时期，许世友和王建安一起来到了山东，他俩一个在胶东，一个在鲁中，分别担任胶东军区司令员、鲁中军区司令员。

即便同在山东军区，许世友和王建安这对红军时期的老战友也互不来往。

据他们的老战友回忆，山东军区召开会议的时候，大家都在一个屋子里面开会，许世友和王建安不可能不碰头，即使这样，许世友也从不和王建安搭腔。

也有同志试图调和一下两位老战友之间的紧张关系，但是都失败了，话说急了，许世友还会冷不丁地蹦出一句话：“我不跟叛徒打交道。”

不过，这并没有影响他们各自的战绩，在齐鲁大地，许世友和王建安在各自的“地盘”上大显神威，打得日本鬼子闻风丧胆，许世友 和 王建安 成为日本鬼子在 山东 的“两个克星”。

但是，两位战将之间有隔阂终究不是什么好事，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两支抗日劲旅的配合。

再来说说张灵甫和李天霞之间的恩恩怨怨。

张灵甫比李天霞年长四岁，“淞沪会战”的时候，王耀武和李天霞分别是第74军51师正、副师长，张灵甫任51师153旅305团团长。

李天霞和张灵甫一起参加了后来的“上高会战”，“长沙保卫战”、“雪峰山会战”等大型会战，张灵甫升任51师副师长的时候，李天霞是51师师长，仍然是张灵甫的上司。

直到1941年，张灵甫的官位才追上了李天霞，当时，张灵甫任58师代师长，与51师师长李天霞平级。

1943年，当张灵甫正式就任58师师长的时候，李天霞同时 升任74军副军长，依旧 是 张灵甫 的上司。

张灵甫与李天霞结怨于74军军长王耀武提升为第24集团军总司令、张灵甫晋升为74军副军长之际。

当时，李天霞的第51师是 74军 的 主力师，他 又是74军副军长，无论是资历还是战功，王耀武 离开 74军 ，李天霞升任74军军长似乎 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但是，王耀武却让100军军长施中诚转任第74军军长，同时把李天霞调到了100军当军长。

按理说，李天霞从74军副军长升任100军军长也该心满意足了，可是，李天霞却不这么看。

首先，74军已经名声在外，不管是声望还是未来的“官途”，100军跟74军没有可比性，说到底 ，李天霞 不想 离开 74军 。

另外，李天霞认定这件事情背后是张灵甫在搞鬼，而老实巴交的施中诚是来给张灵甫铺路的。

等张灵甫后来如愿升任74军军长之后，李天霞更加确信了自己的判断，自己不但没能当上第74军军长，还被完全挤出了74军，李天霞内心对张灵甫的愤怒可想而知。

在孟良崮战役中，担负围歼整编74师任务的是华野1纵、4纵、6纵和王建安的8纵、许世友的9纵，而紧邻张灵甫的“友军”正是李天霞的整编83师和黄百韬的整编25师。

1947年5月13日，张灵甫率整编第74师准备攻占坦埠，却不料被华野团团包围。

张灵甫见势不妙急忙率部后撤，华野陶勇4纵、许世友9纵连夜发起攻击，至15日凌晨，6纵突袭垛庄，一举截断了张灵甫的退路。

王建安率8纵迅速攻占万泉山，打通了与1纵、6纵的联系，无奈之下，张灵甫只能在孟良崮地区构筑防线，等待外援。

粟裕随即发出了总攻的命令，王建安的8纵和许世友的9纵卯上了劲，他们把平时的互不搭理变成了一次杀敌竞赛，都希望在战绩上超过对方。

在兄弟部队的配合下，华野与张灵甫的整编74师激战3天3夜后大获全胜，骄横不可一世的张灵甫也被乱枪击毙。

战后，国民党高层把张灵甫整编74师全军覆没的责任归咎于李天霞和黄百韬救援不力。

其中，在营救74师的行动中，李天霞所部就在74师附近，但是，李天霞只派了一个连的接应74师。

国民党高层因此指责李天霞“公报私仇”、见死不救，并把李天霞送上了军事法庭。

后来，李天霞虽然被判了刑，但在多方通融下“逃出生天”，躲过了惩罚。

1948年1月，华东野战军组建了四个兵团，其中二兵团由内线兵团组成，仍执行山东内线作战任务，司令员许世友，政治委员谭震林，因此，二兵团又称为“山东兵团”。

1948年7月，“豫东战役”胜利结束后，上级一道电令把王建安召到了西柏坡。

在毛主席的卧室（兼办公室），毛主席向王建安展开一张地图，他 指着地图上用红铅笔画了一个圈的济南 ，向王建安讲述了解放济南的设想。

毛主席说：“建安同志，军委交给你们山东兵团一个重要任务-攻下济南。”

王建安毫不犹豫地表态道：“坚决服从军委的决定。”

毛主席笑了笑说：“都说你和许世友同志是‘山东两雄’，我看不假，许世友在胶东很有威望，你在鲁中、鲁南也颇有名气。”

王建安不清楚毛主席要说什么，只好静静地看着毛主席，听他娓娓道来。

毛主席说：“有人 说‘两雄难并立’，我却要说‘孤掌难鸣’，只要你们两个人同心协力，这个巴掌就一定能击得响。”

听到这里，王建安才明白毛主席找他谈话的意图，他当即站起来向毛主席表态道：“请主席放心，我一定协助好许世友同志，坚决打好这一仗！”

毛主席满意地笑了，他风趣地说：“那好，‘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我们就来演一出《失空斩》。如果失了街亭，打不下济南，我就先斩许世友，然后打你王建安40军棍。”

“当然，我也要承担责任，官降3级，好吗？”说罢，毛主席哈哈大笑。

就这样，毛主席三言两语，就把许世友和王建安这一对“冤家”拢到了一起，根据毛主席的提议，许世友担任了济南战役攻城总指挥，王建安为副总指挥。

从西柏坡回到山东，王建安就立即找到许世友，向许世友司令员和谭震林政委传达了军委的指示。

这一次，许世友没有像以往那样对待王建安，不过，许世友 没有说 什么 “热情”的 话 ，而是拿出了两瓶白酒。

据当时在山东兵团当参谋的一位老同志回忆，许世友和王建安各自打开酒瓶，三下五除二，两个人什么都没说，两瓶白酒就见了底。

也许这就是军人独有的和解方式，没有拐弯抹角，不需要过多的解释，“一切皆在酒中”。

在王建安和谭震林的全力配合下，许世友指挥山东兵团大刀阔斧、一路过关斩将，只用8天时间就攻下了济南城，并活捉了国民党山东省主席、国民党中执委委员、山东省党政军统一指挥部主任、绥靖区司令长官、山东绥靖统一总指挥部主任王耀武。

捷报传到西柏坡，毛主席、周副主席等首长非常兴奋，一是因为济南战役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二是因为，济南战役证明了一个事实 ：解放军 有 能力 打 “攻坚 战 ”， 从此以后，任何一个国民党据守 的 城市都无法抵御人民解放军的攻击。

当然，毛主席也为许世友和王建安摒弃前嫌、重归于好感动高兴。

周副主席欣慰地说：“济南战役这么快就取得了胜利，这跟许世友和王建安两个指挥员 的密切合作是分不开的，他们这是给我们演了一出现代版的‘将相和’。”

1955年，王建安被授予开国上将军衔，获得八一勋章、独立自由勋章和解放勋章。

1956年之后，王建安将军先后担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济南军区副司令员、福州军区副司令员。

王建安将军一生战功赫赫，他的生活却非常简朴，1980年7月25日，王建安因病在北京逝世，弥留之际，王建安给家人留下了这样 的 遗嘱：

我死后丧仪一切从简，不要大操大办，把我的骨灰撒到老家的田里面。

王建安将军的家人遵从了他的遗愿，以至于他的葬礼冷冷清清，许多战友和同志多日之后才知道王建安故去的消息。

王建安将军去世之后，国家领导人李先念同志亲自去王建安的家中吊唁，李先念惊讶地发现，王建安这位开国上将竟然住在一栋又 旧 又 破 的老式单元房里。

在王建安的家里，李先念同志没有看到一件像样的家具，就连一张大床也是用两块木板拼合而成的，支撑那 张 大 床 的是两张长板凳。

曾经与王建安一起出生入死的一位战友这样评价道：王建安要强了一辈子，节俭了一辈子，为国家贡献了一辈子。

三个“一辈子”，恰如其分地反映了王建安将军赤诚、坦荡、无私的一生。

上将王建安介绍

王建安(1908-1980)，原名王见安。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1956年1月被授予上将军衔。1957年6月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一
王建安，1908年9月18日出生于湖北省黄安县（今红安）桃花区朱家垅村的一个佃农家庭。少年时虽聪明好学，但却因家境贫穷而无法读书。1924年10月，受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军阀革命斗争的影响，只身前往武汉，到军阀吴佩孚刚刚办起的一个新兵训练处当兵。1926年冬，逃离黑暗的旧军队，秘密回到家乡黄安，组织起一支农民武装，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投入了革命斗争。
1927年8月，王建安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参加了黄麻起义，率领起义的农军担任夺取黄安县城的主攻任务。起义胜利后，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黄安、麻城的农民武装改编为工农革命军鄂东军，他任副班长。部队转移后，仅带数人留在当地坚持斗争，组织武装，扩大革命力量。
1930年，鄂豫皖红军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五月，蒋、冯、阎中原大战爆发后，鄂豫皖边区的国民党军纷纷调往中原，参加决战。红一军抓住这一有利战机，挥师向京汉路南段出击。时任排长的王建安率部参加了夜袭杨家寨、伏击杨平口，夜袭花园等战斗，给敌人以重创。此后，历任连长、营长、副团长。
在王建安任副团长期间，他已经成长为一名出色的红军指挥员，并率部参加了黄安、商潢、苏家埠、潢光诸战役。在商潢战役中，王建安所在的红二师担负着从两翼迂回包抄敌人的任务，战斗打响后，率领红二十八团顺利完成对敌人的包围和分隔，从而有利地保证兄弟部队对敌人正面和左翼的攻击，保证了商潢战役计划的顺利实现。
二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主要领导人张国焘等过高地估计了红军的力量，过低地估计了敌人的力量，从而遭致了第四次反“围剿”的失败。红四方面军不得不离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转移到四川的通江、南江、巴中一带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
1932年12月，王建安调任红十师团政治委员，半年后，又升任红三十军八十八师政治委员。在此期间，他一心扑在部队的政治工作上。他时常在第一线指挥作战，善于组织开展部队的政治工作，使红八十八师成了一支士气旺盛，作风顽强，能攻善守，屡立战功的部队，长期担负着极为艰巨的战斗任务。1933年7月红八十八师师长汪烈山牺牲后，王建安担起了师长、政治委员这两副重担。他充分地施展自己的文韬武略，尽全力做好工作，被方面军总部首长称为“军政双全”的指挥员。
1934年秋，王建安升任红四军政治委员。在红四方面军发起的嘉陵江战役中，王建安协助军长许世友一起指挥部队，同兄弟部队一起，完成了围城打援的任务，保证了嘉陵江战役的胜利。
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懋功地区胜利会师后，王建安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教育、要求部队保持两军的团结，并克服重重困难，率部长征到达陕北。
三
到达陕北后，王建安怀着强烈的求知欲望进入了瓦窑堡红军大学。红军大学改为抗日军政大学后，王建安又进入抗日军政大学继续学习。1938年5月，抗大毕业后，奉命出任八路军津浦支队指挥，奔赴华东抗日战场。不久，又奉命到达山东，参加山东纵队的领导工作。
1939年6月后，王建安先后任八路军山东纵队副指挥，八路军山东纵队副司令员兼第一旅旅长，山东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鲁中军区司令员。参与创建山东根据地，领导军民多次挫败日伪军“扫荡”，拔除日伪军重要据点，反击国民党顽固派军队的进犯，巩固发展了以沂蒙山区为中心的鲁中抗日根据地。
1947年1月下旬，王建安奉命出任华东野战军第八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率部参加了许多重大战役。在莱芜战役中，他率领第四、八两个纵队组成的右路部队一举攻占莱芜城，切断敌人的退路，接着，又指挥部队配合左路部队全线出击，取得莱芜战役的胜利，粉碎国民党军两路夹击的企图。在孟良崮战役中，他又率第八纵队担负起围歼国民党军整编第七十四师的重任，与兄弟部队一起，经过3天的激战，一举将这个全部美式装备的蒋介石王牌部队全歼，击毙其师长张灵甫。
1947年8月，华东野战军转入战略反攻，反攻的重点在中原地区。王建安率部参加了西兵团，执行外线作战任务。第八纵队在他的指挥下，与兄弟部队一起，攻洛阳，战豫东，一路激战，极大地发展了新解放区。济南战役发起前，王建安又回到山东，就任东线兵团副司令员。他同东线兵团其他领导人一起，指挥部队于1948年9月16日晚发起了济南战役，一举攻克了济南，揭开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同国民党军决战的序幕。
在1948年11月6日发起的淮海战役中，王建安率山东兵团首先歼灭了被他们围困在碾庄圩的黄伯韬兵团，而后，率部配合中原野战军在双堆集歼灭了黄维兵团。紧接着，又率部向杜聿明集团发起了猛烈的进攻，并一举歼灭国民党军邱清泉、李弥两个兵团，生俘国民党军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
淮海战役结束后，王建安就任第三野战军第七兵团司令员，率部到达长江北岸。在接到渡江命令后，指挥第七兵团率先登上长江南岸，使国民党苦心经营的“长江天险”宣告全线崩溃。王建安指挥部队于4月23日解放南京后，又于5月3日攻占了杭州，并受命兼浙江军区司令员。
解放战争时期，王建安率部从山东打起，过长江、占杭州，一路斩将夺城，屡建功勋。谢有法曾深有感触地说：“建安军政双全，很善于带兵打仗，具有丰富的作战经验和指挥才能，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将才。”
四
朝鲜战争爆发后，彭德怀元帅率领中国人民志愿军开赴朝鲜战场。为了赴朝参战，1952年4月，王建安作为团长，率领华东军区师以上干部赴朝学习代表团前往朝鲜，总结学习经验。两个月后回国。1952年10月，中央军委任命王建安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九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率部奔赴朝鲜战场。第九兵团赴朝后，先是驻防朝鲜东线，后又换防到中线。
1953年夏，第九兵团在王建安的指挥下，向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发起了夏季攻势，先后攻占许多战略要点，扩大了前沿阵地，粉碎了“联合国军”破坏停战谈判的阴谋，迫使“联合国军”老老实实地坐到了谈判桌上签字。他不断地总结推广小部队活动的战术经验，积小胜为大胜，大量消耗了敌军的有生力量。1953年10月25日，王建安荣获金日成亲自授予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级国旗勋章。
1954年春，王建安因过度劳累，患了高血压病。中央军委命令他回国治病。从1956年12月起历任沈阳军区、济南军区、福州军区副司令员。1975年8月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顾问，1977年8月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王建安曾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第二、三、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
王建安1956年1月被授予上将军衔。1957年6月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80年7月25日，王建安溘然与世长辞。终年7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