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建立公司体制（如何建立公司有效的治理结构）

本文目录

• 如何建立公司有效的治理结构
• 公司制度如何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本质是什么
• 如何建立现代企业管理制度
• 企业如何构建完整的制度体系
• 如何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如何建立公司有效的治理结构

　　“公司治理结构”的提出
　　“公司治理结构”（Corporate governance）最早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的美国提出。当时美国学术界部分学者认为大型公众公司的经营管理体制存在结构性缺陷，主要表现为董事会职权弱化，董事未能为股东的利益勤勉尽职，公司的经营管理权集中在高层管理人员手中。1971年，美国学者玛切（Myles L Mace）在一份著名的研究报告中揭示了董事职能减弱的客观事实。比如，董事主要在诸如技术、金融、政府关系等方面提供专业咨询，而在确定公司目标、策略、董事会政策方面无所作为，甚至不对经营管理者提交其批准的方案提出有洞察力的问题；经营管理者操纵了公司，董事会只是为经营管理者的行为盖盖章，或受经营管理者之托去安抚外面的股东；董事会会议的议程由总裁确定并控制，在会议上内部董事为了自身的利益或出于礼貌免使总裁尴尬一般不提出质询。
　　为此，不少学者倡导改革董事会，将董事有能力行使的职能赋予董事会， 且必须使董事不受经营管理者控制。 艾森伯格（Melvin AronEisenberg）提出应给予董事会监控的职能，即“挑选、 监督和免除主要高层管理人员”，董事会应独立于它所监控的高层管理人员，并应保证有充分、客观的资讯以使董事会行使监控职能。为了抑止大公司滥用权力，解决内部董事不能有效行使职权的问题，独立董事制度被引入公司治理结构中。1974年成立，由大型公司的200 名总裁级人物组成的“企业园桌”组织（Business Roundtable）积极认同独立董事机制， 并建议外来董事的人数应足以对董事会决策产生重大影响。据1989年对《财富》杂志前1000家公司董事会的统计，74％的董事是外部董事，83％的公司中外来董事占多数，这表明独立董事在美国已形成制度。1992年5月，美国法学研究所（The American Law Institute ）颁布《公司治理结构的原则：分析与提案》，该文件规定了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职务与权限，监察委员会等董事委员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控股股东的公正交易义务，代表诉讼等内容。该文件促进了退休基金、投资信托等机构投资者参加公司的经营管理，也影响到世界各国对公司治理结构的研究和讨论。
　　我国公司治理结构的制度性缺陷
　　我国公司的治理结构是依据公司法的规定创设的。以股份公司为例，根据公司法的规定，股份公司设立股东大会，为公司的权力机构；设立董事会，对股东大会负责；设经理，由董事会聘任或者解聘，对董事会负责；设立监事会，负责检查公司财务，监督董事、经理的行为等。立法的初衷是建立股东大会、董事会、经理层层负责、各司其职，监事会履行监控职责的组织模式。但是，这种设计最本质的缺陷是忽视了应建立以董事会为中心的公司治理结构，在立法时又没有充分研究和吸收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公司治理结构的新近发展和经验教训，因此形成了我国公司治理结构的制度性缺陷。
　　在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这三个机构的关系上，究竟应是层层隶属，还是应彼此制约？这是设计公司治理结构的一个基础性问题。如前所述，这一问题在国外公司法中已基本解决，董事会处于经营管理的中心地位，不能简单认定三机关是一种从属关系。但我国的情况有所不同。公司法将股东大会规定为权力机构，并选举和更换董事，董事会和监事会从属于股东大会，对股东大会负责。这一立法模式本身无可厚非，但该种立法模式的成功必须建立在股东大会名符其实以及股东大会和董事会职权正确划定的基础之上。但事实上，公司法并没有创设出一种崭新的机制确保我国的股东大会可以避免“流于形式”的世界性趋势，而对股东大会和董事会的职权划分所存在的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或者是互相重叠（如股东大会“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而董事会“决定公司的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或者剥夺了董事会的经营决策权（如股东大会审议批准董事会的报告，年度财务预决算方案）；或者是限制了董事会的职权范围（采取列举方式规定了10项职权，如果董事会行使除此之外的职权则缺少法律依据）。再从对监事会的规定来看，由于没有像德国那样赋予监事会对董事的任免权，没有创设监事会履行职责的程序性保障制度，也缺少监事会对董事会行为的有效制约措施，因此监事会的设置从制度上就形成了一种“摆设”。
　　造成董事会经营管理权缩小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经理阶层职权的膨胀，而膨胀的原因源于“法定化”。公司法第119 条规定股份公司应设经理，并列举了经理的8项职权， 这种立法例在国际公司立法中是极为少见的，因为经理在公司治理结构中属于经营管理人员，他应履行什么样的职责取决于董事会的授权，而不应由法律加以规定。从法理上说，只有董事会才是公司经营管理的主体，并由其行使经营管理权，对内管理业务，对外代表公司，经理作为董事会聘任的管理者，只能在董事会的授权范围内履行日常事务的管理或操作工作。经理职权法定化引出的后果表现在，由于经理的职权董事会不能行使，不可避免地造成董事会职权空心化，从而造成经理阶层在生产经营管理中享有比董事会更具体、更广泛的权力。此外，经理阶层职权膨胀的结果，在事实上已使我国出现了美国曾经出现过的高级管理人员决定董事任免资格的情况。因此，如果不对经理职权作出法律上的改革调整，经理阶层凌驾于董事会之上甚至决定董事命运的状况将普遍化。
　　法定代表人由董事长1人担任， 董事长可以兼任公司经理的法律制度，使得董事会的权力、公司经营管理的权力集于法定代表人一身，这种制度为个人独断专行、侵占公司资产和利益、损害股东权益洞开了方便之门。从单独的层面来看，如上所述，我国董事会的权力并不大，但通过董事长兼总经理这一特殊职位的设置，董事长将董事会的权力和经理层的权力集于一身，从而形成了一种非常强大的权力，特别是公司法第120条还规定：公司董事会可以授权董事长行使董事会的部分职权，这等于说董事长在一定情况下就是董事会。在股份公司的治理结构中，董事长仍然拥有传统国有企业的厂长或总经理那样的大权实在是不可思议，而这种集权于一身的现象在国外公司制度中也不具有普遍性。在我国，由于大多数股份公司均是由国有企业改制而来，国有企业是绝对控股的大股东，因此股份公司的董事会成员大多由国有企业委派，董事长集权现象，既是一种个人专权，也是一种大股东专权，一旦董事会其他成员的任免权、升迁权均控制在董事长或大股东手中时，董事会成员在事实上将成为傀儡，他们怎么能履行谨慎行事和忠诚等义务呢？加之我国监事会的制度设计缺陷使其在实践中已演化成现代企业制度中的一种高级“点缀”，监事们不但不能有效发挥监督作用，反而唯董事长的“马首”是瞻，并无可奈何地去履行召开监事会会议等例行公事。大量公司违规违法案表明，绝大多数案件均是由于法定代表人专权，而又缺少有效的内部监督制约机制所造成的。因此，按照国际惯例重新设计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制度，合理配置董事长、董事、总经理的职权，是构造公司治理结构中不应忽视的一个重要问题。
　　公司法虽然规定了股东大会是公司的权力机构，并列举了11项职责，但实践中出现的情况是，股东大会往往具有象征意义和形式意义，实际权力操纵在董事长控制的董事会和经营管理者手中，股东大会不过是一架为了符合法定程序而运转的表决机器而已。这种情况表明，股东大会作为公司的“权力机构”其权力是十分有限而脆弱的。尽管我们竭力想落实和强化股东大会的权力，但是有关的措施并未达到预期的效果。在我看来，实际上这仍然是制度缺陷所带来的后果。首先，如前所述，公司治理结构已经从股东中心主义发展到了董事中心主义，这是一种世界性的潮流，这个潮流背后有其深刻的社会经济因素，这是无法抗拒和阻挡的，在此情况下，我们的制度设计一定要将股东大会确立为绝对高于董事会的“权力机构”，在实践中肯定无法达到立法者所预期的效果。其次，法律上对股东大会具体职权的设置，有一些内容显然是剥夺或限制了董事会的职权，而对董事会职权的规定，又采取了封闭式的列举性方式，这就使得董事会在履行职责时，为了经营管理的需要，想方设法扩大和强化自己的权力，从而造成股东大会的法定职权“虚拟化”。第三，在公司治理结构中对各个机构进行权力配置的最好标准，应当是看哪种配置更符合公司和股东的最佳利益。既然公司的经营管理是交给董事会负责，那么董事会应有哪些职权以及如何履行这些职权将关系到公司和股东的切身权益，如果我们从法律上剥夺或限制这些职权，实际上无异于剥夺或限制股东可能得到的利益或机会。
　　我国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与创新
　　我国公司治理结构存在的问题，既源于传统体制下国有企业内部管理模式（如厂长负责制）的影响，也是因为公司法实施后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和企业组织结构的不断演化使得既有的立法模式无法适应新的形势。在各国均在积极探索、研究适应经济发展的公司治理结构时，我们绝不能抱残守旧，或者去为公司法不合理的规定进行辩解，以“证明”立法者不存在错误，须知，法律永远落后于经济，如果不作出及时的修改，过时的法律就会变成经济发展的阻力。因此，我国的公司治理结构需要进行立法上、制度上的完善、变革或创新，我认为至少可以从以下8方面入手：
　　1.建立以董事会为中心的公司治理结构，扩大董事会的职权范围。由于只有董事会才能负责经营管理活动和决策，从本质上决定公司的经营状况，因此公司治理结构必须以董事会为中心而构建。为此，需要采取四方面的改革措施：其一，缩减股东大会的职权，将其限定在任免部分董事，审批董监事报酬，审议利润分配方案、增资减资、合并分立终止、修改章程等方面，而将有关经营管理方面的权力移交董事会行使；其二，对股东大会和董事会之间的权力配置原则作出明确的法律界定，即股东大会只能行使公司法明确规定的股东大会职权，除此之外的其他职权，除非公司章程另有规定，概由董事会行使；其三，公司法不再对董事会的职权作出列举式规定，而改由公司章程规定；其四，取消公司法对经理设置的职权条款，而授权董事会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予以处置。
　　2.建立多元化法定代表人制度，禁止董事长总经理由1人担任。 根据国外的作法，公司可以设董事局主席或董事长，但他不一定是法定代表人，或不一定是惟一的法定代表人，公司章程可以授权执行董事在不同的业务领域作为公司的法人代表。公司法将董事长规定为惟一的法人代表，就排除了其他执行业务的董事的代表权，这样一方面限制了其他执行董事的权力，不利于及时作出经营决策，另一方面又为董事长高度专权并凌驾于董事会之上提供了条件，在董事长兼任总经理的情况下更使这种集权得到了顶峰。因此，法律应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授权公司章程规定，法定代表人可以是董事长，也可以是其他执行董事，既可以由1人专任，也可以由2—3人在不同的业务领域分别担任， 董事长在作为法定代表人的情况下不得同时担任公司经理。
　　3.从法律上引进和确认独立董事制度，并允许董事会设立专门委员会。我国公司董事会之所以不能真正履行董事会的职责，或者在履行职责时忽视公司利益、损害股东利益，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董事会的构成单一，其成员基本上来自控股股东，在董事会的议事和决策过程中很少听到不同的声音，很多董事习惯听命于由控股股东委派的董事长的旨意，对需表决的议题不进行认真的甑别、思考和权衡，也不判断在文件上签字可能导致的法律风险。针对这一问题的医治良方只能是引进独立董事制度，大比例引进外部董事进入董事会。法律上应允许有关的管理公司、咨询公司、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投资银行、保险公司、基金公司等向上市公司委派阶段性的全职董事或兼职董事，以改变目前公司董事会基本由内部董事组成的现状。此外，可以仿照美国模式，允许董事会设立专门委员会，如设立财务委员会、工薪委员会、提名委员会等，并主要由独立董事组成。
　　4.进一步明确董事的义务。公司法中虽然也规定了董事的义务，如要求董事“应当遵守公司章程、忠实履行职务，维护公司利益，不得利用在公司的地位和职权为自己谋取私利”（第123条）， 但这种规定过于笼统、宽泛，缺少量化标准，在实践中很难据此判断董事的某一项具体行为是否违背此规定。我认为，我们应该全面引入英美公司法中的谨慎行事义务和忠诚义务。在谨慎行事义务方面，应主要为董事设定“谨慎行事”的标准，即他应以一个普通董事所应具备的专业知识、管理经验、合理判断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和决策，不得因故意、疏忽、懈怠等原因而给公司造成损失或损害。在忠诚义务方面，应要求董事以公司的最佳利益为履行职责的出发点，亲自履行董事职责，除非法律、公司章程另有规定，不得从事任何与公司利益发生冲突的业务或活动，不得以任何个人目的侵犯或利用属于公司的财产、信息或机会。此外，公司董事也应承担对经理阶层的监督和对社会的责任。
　　5.扩充监事会的权力，建立名符其实的监事会制度。我国仿照大陆法系建立的监事会机构在制度设计上就变了样。比如，在德国法中，监事会有权聘任和解聘董事，有权监督董事会的业务经营，有权审查董事会制作的年度财务报表、资产负债表、损益表、财务报表附注、财务状况表，并批准董事会的年度报告，即实际上监事会行使了传统股东会的职权。我国公司法第126条主要是从消极方面赋予监事会对董事、 经理违法违章行为和损害公司利益行为的监督权，而缺少从积极方面的职权赋予，造成监事会实际上形同虚设，我认为扩充监事会的权力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将部分董事的提名权交给监事会；由监事会主席主持召开股东大会；由监事会决定会计师事务所的聘任或解聘；财务报告由董事会编制后交监事会审核并由监事会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监事会代表公司起诉违法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6.限制控股股东的权力。我国上市公司往往是作为主要发起人的国有企业持有绝对控股的不上市股份，这就造成了控股股东在上市公司中拥有巨大的权力，董监事的委派及报酬、董事长总经理的任免、公司章程的制订与修改、股利分配、增资减资、收购兼并等，均是由控股股东一手操办和决定。为此，法律上有必要对控股股东的权力加以限制（或授权公司章程加以限制）。比如，可以规定：控股股东不能全部占据董事、监事职位，应留出一定的比例给其他发起人、公众股股东或独立人士；限制控股股东的投票权；董事长、总经理、监事会主席的职位不能均由控股股东出任；上市公司子公司的负责人不能全部从控股股东委派；控股股东不得在章程和股东会决议中写入扩大其权益而缩小其他股东权益的内容。
　　7.建立代表诉讼制度。代表诉讼（representative Suits）源于英美衡平法，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已被世界各国的商法、公司法广泛采用。根据这一制度，当有权代表公司的机关或个人怠于通过诉讼追究给公司利益造成损害的董事、监事或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责任以维护公司利益时，符合法定条件的股东可以代表公司提起诉讼。代表诉讼制度是加强股东对经营管理者的监督，促使其勤勉尽责，防止权利滥用，防止管理层“官官相护”的有效法律机制。
　　8.建立帮助投资者实现诉权的诉讼支持制度。我国证券监管机关和有关行政部门每年都查处大批违反公司法、证券法及相关法规的案例，但由于这种查处主要限于行政处罚，并没有使受到损害的股东权益或公司利益得到补偿，甚至向公司所处罚款实际上分摊了股东的利益。另一方面，由于公众股东持股额小，地域分散，取证困难，对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违法活动无法获得充分的信息资料，因此即使他们想向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进行民事索偿，在客观上也困难重重。如果我们仿照欧美建立“诉讼支持”制度，这一问题便不难解决。诉讼支持，英文为amicus Curiae，有的译为“法院之友”， 是指行政机构在行政程序或诉讼程序中所采用的证据，经法院许可后可以提供给私人诉讼的当事人，以对私人的诉讼请求进行证据支持。近年来美国SEC 在由共同基金股东以代表诉讼形式提起的损害赔偿诉讼中， 就频繁利用amicusCuriae制度来支持起诉人的诉讼请求。我国立法和司法制度一旦引入这一机制，证券监管部门在实施行政稽查和行政处罚过程中所获取的大量证据，就可以合法地提供给法院和当事人，从而使投资者不再因取证困难而放弃诉权。
　　（http://www.lw90.com/paper/guanlilunwen/gongshangguanli/20060619/53441）

公司制度如何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本质是什么

　　下面是一些参考资料，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首先要抓住现代企业制度的本质特征。抓住本质特征了，工作起来就会得心应手，顺理成章；抓不住本质特征，工作起来就会不得要领，再三折腾。
　　现代企业特征本质是什么呢？现代企业制度表面特征形形色色，但本质特征独一无二，就是实行经济主权制度，也就是实行所有者负责制制度。通常被认为是典型现代企业制度的股份制就是实行所有者负责制制度的。在股份公司中董事会的权利最高，经理则自始至终都将受到董事会的钳制；而董事会成员往往都是持股人，也就是资本所有者。如果某个持股人的资本达到公司全部资本的一定比数，那么他就拥有了完全控制整个公司的权力。这种制度看似寻常，实际上却体现了资本主权或经济主权思想。在股份制企业中，担负最终责任是所有者，而不是经营者，所以，所有者是绝对实权派。
　　我国有些企业进行了股份制改造，但是徒有其名，并无其实。其实股份制只是现代企业制度的一种形式，而不是现代企业制度的本质特征。企业制度是否现代，不是看它是否实行了股份制，而是看它是否实行了经济主权制度。比如一个较小的私人独资企业，由于资本规模较小而不能成为技术水平一流的股份公司，但是谁也不能因此而断定这个企业是原始型的；它到底现代与否，主要还得看它是否实行了经济主权制度。它或许是由所有者自己家长式地经营着的，也或许是委托他人代理经营的，但无论如何，只要所有者真正掌握着对资本的最终权力，企业就是现代的。而一些较大的技术水平一流的企业，虽然实行股份制了，但是由于只重形式而不真正落实经济主权思想，企业仍然是非现代的。
　　经济主权思想在西方国家是被股份制企业作为一种根本原则加以贯彻落实的。正是因为这样，股份制在西方国家才逐渐发展成为一种典型的企业制度。而股份企业所表现出的各种优点均是以这一原则的贯彻落实为前提的，没有这个前提，股份制是不能表现出各种优点并获得如此成功的。
　　为什么股分制企业贯彻了经济主权思想，就能够优势尽显、战绩卓著呢？我们不难发现，股份制在西方是一种十分成熟健全的责任制度。可以说股份制是一种毫不含糊的责任制。由于企业的经营者是受所有者的委托而成为经营者的，他必须向所有者负完全责任。经营者由于需要，当然也掌握了相当大的权力，但是却并不掌握最终权力；最终权力掌握在所有者手中，所有者将决定经营者的任免；此项权力决不委托。相对所有者而言，经营者总是被动者；在这里，平庸和读职是不能容忍的，因此经营者只能克尽职守尽到责任，除此别无选择。经营者对所有者负责，那么所有者又将对谁负责呢?所有者对自己负责。对自己负责，可靠吗?完全可靠。古语说，不人自害。人对自己最忠诚不二了，每个人都本能地对自己负责任。这一点每个人都能从自身的生活经验中觉到。 假如所有者对自己不负责，那么他就会对经营者采取放任不管的态度，而使整个责任制系统在这一环节上出现故障，影响整个责任制度的实在程度。不过我们不必有此忧虑，因为这种假设是不真实的。
　　由于引入主权机制，责任制度变得相对实在，企业中大大小小的事务都自然地就有人管理，有人负责，这就象在无形中给企业安装了一套自动化装置。这是一种关于责任的自动化，而非关于机器的自动化。可见，主权是实现责任自动化的基本手段；而股份制正是因为这种责任的自动化而现代化的。股份制由于实行经济主权制度而现代化，所以现代企业制度的本持特征实际上就是经济主权制度。
　　经济主权思想应该是根源于责任制度思想的。要实行真正的责任的制度，就要贯彻落实经济主权思想。因为只有贯彻落实经济主权思想，才能够确保责任制度的实在性。所以经济主权思想慢实行责任制度的必然产物。
　　我国有许多经济学者都特别强调过改革产权制度、明析产权关系的重要性。其实产权问题也就是主权问题，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责任关系问题；解决产权问题就是要理顺企业内部责任关系，建立实实在在的责任制度。他们对解决主权或产权问题的强调并非偶然的，因为在所有问题中，主权问题是最根本的了；如果主权问题被真正解决了，那么其余问题都将随之迎刃而解。
　　毛主席曾断言，“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这个论断显然是早已过时了，但是我们仍可从中发现某些道理。为什么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呢？抓阶级斗争，就是发动群众跟少数“敌人”进行斗争，少数人当然斗争不过多数人。可是群众容易发动吗？事实表明，群众十分容易发动起来，而且非常积极非常勇跃。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当时群众是把这种斗争视为自己当家作主的表现，他们的主人的地位是相对于这些“敌人”而言的，参加阶级斗争就是掌握和运用自己的最高无上的权力。所以群众不但容易发动，而且还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毛主席的这项策略未必愚笨。
　　人们为什么会对主权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呢？大概人们知道主权的力量是无与匹敌的。在所有问题中，主权问题是关键中的关键。如果过去是阶级斗争，一抓就灵，那么现在则是主权问题，解决就灵。主权是一种最积极的因素。我们所极为关心的效率和命运等问题都是受主权决定着的。因此，人们可以认为主权就是效率，主权就是命运，共至主权就是一切；有了主权，就几乎有了一切，就什么都有了。所以人们一直对主权极有兴趣，为了争取主权，曾不惜付出巨大代价。
　　长期以来人们为争取主权进行了不懈努力，然而事情总是那么曲折坎坷。新中国成立后，人民当家作主了，但在权力技术上缺乏深入认识和实际经验，不免有时会事与愿违，南辕北辙。我们近些年来的经济体制改革，在国有企业方面，由于受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限制，也未能把主权机制及时引入进来。正是这个原因，我们所实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都效果甚微。无论是利改税，还是放权让利，厂长负责制，培育企业家，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及设备，都效果不很理想。这是很自然的，因为一切舍本求末的做法都是必定不能取得满意效果的。
　　目前我国正大力进行企业租赁、出售、联合、兼并、股份制、股份合作制、委托经营、合资合作等转制工作，这是应该给予肯定的。但是我们不应局限于这些措施，而应切实引入主权机制，使企业从根本上发生变化，真正成为自负盈亏、自我发展的现代企业。否则，无论怎么变幻花样，它们也仍还将是一些虚有其表的阿斗企业。
　　应该看到，我们现在进行的联合兼并，并不主要是必然的优胜劣汰，而主要是由于偶然因素发生作用的结果。因为在主权机制未引入之前，任何企业都是非现代的，这样它们的优或劣就主要是受偶然因素的影响的。优胜者之所以优，不过是因为偶然遇着一位能人而已；劣汰者之所以劣，也不过是因为偶然遇着一位平庸或拙劣的厂长而已。因此，企业的成败优劣是极为偶然或偶然性的相对较大的。而那些暂时优胜的企业也仍将面临着相对较大偶然性而导致劣汰的风险。如果企业制度已经现代了，由于主权机制的作用，企业的责任制度相对实在，平庸拙劣之人就难以钻营。于是，人才的偶然性就减小了；人才偶然性减小，企业的兼并与被兼并就较少是受人才因素的影响的，而较多是受商品市场的影响的。
　　承包、租赁、转让等似乎是一种比较实在的责任制了，因为所有者、经营者似乎都是具体的了，似乎主权机制已经被引入进来了，而实际则不然。因为这里的所有者并非最终的所有者，而是带有代理人的性质的。因此这种责任制就可能是不甚实在的。不过这些方法也不是因此而不能使用，只要能从技术上确保所谓的所有者的责任，这些方法也将会成为行之有效的方法的。但是技术上的难度显然较大，或者还要再交付许多学费。
　　股份制在西方已经是一种普遍有效的现代企业制度，在我国也仍然应该有效，不妨引进过来。但是要对它加以适当的改造，否则这种东西在外国有效，到了我国就可能无效或者效果很差。因为我国与西方国家相比存在许多不同之处，尤其在所有制方面，我国是以公有制为主的，西方国家则相反。正是这个特点，使得我们在引进股份制时必须对它加以改造。因为公有制的最终所有者不是行政管理部门，而是全国的广大人民，而全国的广大人民要对某个企业直接行使所有者的权力，是毫无可能的，显然我们必须要对西方的股份制加以切合我国实际的改造。这个事情或许比较难做，然而再难做，也毕竟属于技术方面的问题，而技术问题总是可以解决的。
　　有些经济学者或许是认为这个事情困难得不能做好，于是提出私有化主张，甚至默认国有资产严重流失现象。当然私有化自然也有私有化的道理的，就是它天生就是产权关系十分明确的，无论实行股份制或独资都容易建立责任关系。虽然私有化有这种优点，但是仍不能说明它是一条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因为公有制真理和希望永存。虽然我国近半个世纪的公有制道路坎坷曲折，但是这主要应该归因于经验，不应该归因于公有制本身。经验不足，事情就难以做成。孙中山中华民国的失败，不是因为中华民国不好，而是因为经验不足。过去我们偏爱计划经济，把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看成是对立的关系，现在我们的看法则发生了一百八十度变化。我们发觉在公有制下也能够实行市场经济，也能够实行股份制度，也能够建立责任关系。而这只不过是有待我们去加以解决的技术问题。过去我们没有产生这种认识，也没有进行这种尝试，所以没有理由认为此路不通。主张私有化或许是因为怕费力气，也或许是因为怕走弯路，而选择了一条现成的道路。除非还有其他原因，比如对公有制完全失去信心，否则这种态度就是不端正的。
　　我们应该积极进行公有制下的市场经济、公有制下的股份制度、公有制下的责任关系的实践，这是十分必要的。为什么呢？因为首先我们对解决这样一个技术问题持有充足信心；其次公有制最便于实现社会力量保障，因此它对人类的意义极不寻常。我们知道，每个人的生活一方面是受个人力量保障的，一方面是受社会力量保障的。二者都很重要。然而初看似乎前者重要于后者，因为人们生活所需哪一样不是靠自己的能力得来的？也确实如此。然而我们每个人的能力却是一种纯粹偶然的东西。比如有的人一生下来就先天不足，有的人则先天良好。这种不足与良好都是偶然的，老天安排的。即使一些人通过自己的努力具备了卓越的能力，也主要是因为受益于某些偶然的有利条件。所以一个人的成功看似必然，实则偶然。人们常说成功一半是靠努力，一半是靠机会，而实际上努力的人总是运运多于成功的人。这大概算是老天给安排的吧。既然是老天安排的，那又有什么公道可言呢？因此，个人力量保障总是存在缺憾的。那么有没有补救的办法呢？回答是肯定的，就是用社会力量保障补救个人力量保障。社会力量显然是相对稳固而较少受偶然因素的影响的，因此这种保障就相对必然得多了。实现社会力量保障是人类不断努力的结果，同时也是人类社会进步文明的标志。随着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社会力量保障将会日益成为人类最重要的保障。社会力量保障变得日益重要，公有制也将因而变得日益重要，因为公有制是最便于实现社会力量保障的社会制度。
　　既然公有制日益重要，日益不可放弃，我们在引进股份制时就应该让股份制来适应公有制，而不应该让公有制去适应股份制。股份制在中国不是不可以创造性利用的，不是既成不变的套路。何况股份制只是现代企业制度的一种形式，现代企业制度未必非此不可。
　　如果我们比较钟情股份制，那么怎样把它引进公有制经济中呢？前面讲过，股份制是凭借主权力量管理的责任制度，我国国有企业要实行股分制，只需在经济主权上大作文章，使责任制度周详起来，防止一切可能的虚假。从根本上说来，国有企业的所有者是全国人民；全国人民把他们共同拥有的财产或资本委托给各级政府部门，政府部门又把这些资本分别委托给不同的企业。如此说来，所有者要对自己的资本负责，他首先就要追纠政府部门的责任。由于我国实行公有制制度，政府部门接受委托的资本十分巨大，因此它的责任也是十分巨大。鉴于这样重大的责任，我国应该尽快地完善责任政府制度。目前我国政通人和，形势很好。尤其中央政府拥有一批德才兼备的官员。他们大多是品质优秀的人，为了正义敢闯地雷阵、敢跃万丈深渊的人；他们的才能也是很卓越的，甚至许多面临精简下岗的人员也都在电视画面上表现得十分干练。因此我国有希望有够尽快地完善责任政府制度。
　　由于责任政府制度的实施，政府部门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将努力负起所承担的责任。那么政府部门将怎样实现自己的责任呢？很显然，政府部门也是不便于直接经营的，除了委托也是别无妙法。应该如何委托呢？如果是私人资本，通常都能够进行一种正常的比较把握的委托。所有者将挑选一个靠得住的人作为经营者，并且还将对经营者的经营活动随时进行监督。所有者绝不会随便委托他人，也绝不会委托之后放任自流。因为这是他们对自己负责而进行正常委托的必要手段。国有资本当然也应该实行这种正常的比较把握的委托，但是要因情制宜，善于通变。相对国有企业而言，政府部门便成了所有者；作为所有者，与私人所有者不同的，是政府要挑选一个靠得住的人作为经营者，并随时进行责任监督非常不易做到，因为政府部门远远没有私人所有者那样多的时间和精力，而且政府部门本身可能存在着渎职和效率等问题。这样就使得正常委托不便于进行下去。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如何进行委托呢？最好是改变过去单元委托的做法，而实行多元委托。即不把权力只委托给厂长或书记，而同时委托给厂长、财务、监察、全体职工等。如果只是委托给厂长或书记，由于权力过分集中，不但难以对经营者形成制约，而且还反而会为其所制；还由于受时间和精力等的限制，政府部门无法及时而灵活地对经营者的行为做出反应。而如果实行多元委托，由于把一些事务或权力有效地委托出去了，政府部门就能够以有限的精力控制好手中的全部资本。这岂不就是垂拱而治、无为而无不为了？
　　在多元委托中，对全体职工的委托最为重要。因为委托给多数人要比委托给一两个人更可靠；一两个人易于谋私或渎职，而多数人则易于谋公或尽职。所以政府部门应该首先是把权力或资本委托给企业全体职工大会；其次才是委托给厂长或书记。如果设立董事会，那么董事会成员主要应从职工中产生，而且由全体职工大会决定。董事会成员确定之后，再从中产生厂长或书记及各部门负责人。经营者或由厂长、书记充任，或由董事会对外招聘。
　　在这种委托方法中有个关键问题，就是要真正赋予全体职工权力，使每个职工都拥有一份权力。请注意，这里所讲的权力不同于权利；权利只是一些好处，而权力则是一种力量。只有这种力量才能保障责任的实现。
　　但是赋予职工权力，职工喜欢接受吗？换句话说，职工喜欢承担责任吗？前面讲过，人们对权力是很有兴趣的，可以说每个人都是天然的权力爱好者。因为权力是一切手段中最具效力的了。可惜我们过去从未在企业中进行过这样的尝试。近来人们对权力显得冷漠，是因为它不够实在，而实在的权力只有傻子才不想去把握。
　　把经营权委托给全体职工，责任关系就相对实在了，但委托还不算是完全结束。虽然全体职工不便于谋私，但却还存在着全体职工的局部利益与全国人民的整体利益的冲突，所以政府部门还要加强调整局部与整体之间利益关系的行政立法、执法和监督工作。
　　国有企业的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特征是把经济主权委托企业全体职工，让职工来决定领导者，而不是直接培训招标企业家而委之。因为我国企业家未必奇缺，而奇缺的是一种真正实在的责任制度以及由此而生成的负责精神。何况企业家是在工作实际中造就出来的。把经济主权委托全体职工正是为了建立真实的责任关系，防止虚假责任关系而采取的技术措施。尤其在目前我国政府责任尚未严明的情况下，这项技术对实现企业责任具有一定弥补作用。
　　这项技术措施还有益于实现政企分开。如果把巨额资本直接委托给一个所谓企业家，由于客观存在着的巨大风险，政府部门作为所有者理应对经营者进行很多干预；而如果是委托全体职工，由于风险减小，政府部门就可以少些对企业的干预，使企业增大独立性，从而能够真正做到政企分开，从国营变成国有。
　　这项技术措施比较适合用于不很大也不很小的中型企业。这类企业不大不小，数量繁多，政府部门直接经营，显然没有这种精力；，卖给私人或外商，国家又会蒙受巨大损失。所以最好是实行委托全体职工的国有民营或国民合营的委托方式。
　　政府部门把权力委托给企业的全体职工，这是否会防碍实行减人增效政策呢？这也未必。全体职工大会虽然掌握着企业的最高权力，但是董事会一经产生，它就有权根据实际情况的需要确定岗位数量，安排具体人员；对剩余人员仍可按国家有关政策进行裁减。减人政策固然必要，但不宜过于剧烈，而应该适度。目前我国仍应实行低工资高就业的政策。
　　综上所述，现代企业制度本质上是一种责任制度，而这种责任制度是通过主权力力量实现的；我国的所以制是以公有制为主的，公有制不便于直接委托经营，而必须实行间接委托经营，于是在责任关系上增加了一个环节，因而也就侃责任关系增多了松懈的机会。正是我国的这种特殊国情以及现代企业制度的普遍本质决定了中国现代企业制度将是多元委托的主权责任制度，而且主要将是委托企业全体职工的主权责任制度。

如何建立现代企业管理制度

这个题目有点笼统。以下仅供参考：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途径
　　1、改革企业产权制度
　　产权制度改革是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关键。 　　（1）理顺国有企业产权关系，处理好国家所有权与企业法人财产权的关系。国有企业的产权关系应该是国家是国有企业财产所有权的唯一主体，拥有对企业财产的最终支配权，但政府和监督机构不得直接经营或支配企业的法人财产。企业拥有独立行使的法人财产权，并以其全部法人财产承担民事责任。 　　（2）建立经营者的所有权制约机制。两权分离后，国有资产所有者的利益仍要在企业经营者那里得到实现。为此必须建立一套能保证国有资产在真正具有经营才能的人手上经营、能明晰企业应负的国有资产保值与增值的责任、能对经营者“用脚投票”等所有权相制约的机制。 　　（3）明确产权关系上的自负盈亏责任。目前国有企业的自负盈亏主要限于收入分配上，而在产权关系上仍有许多亏损企业把债务包袱推给国家或者拖欠其他企业的债务，国家实际上为企业承担着无限责任。产权制度改革是要在产权关系上明确企业承担的债务责任和破产责任。当企业破产时，国家只以投入企业的资本额为限承担有限责任。 　　（4）在明晰企业产权关系的基础上，建立和完善产权市场。国有企业进入产权市场可以使一定量的国有资产吸收和组织更多的社会资本，放大国有资产的产权功能，提高其控制力、影响力和带动力。同时又能使国有企业经营受到更多国有产权的制约，以保证国有资产营运效益的提高。 　　此外，国有企业还可以通过产权市场实现产权转让和流动，推动国有资产存量流向经济效益好的企业，流向国民经济需要重点发展的部门，实现国有资产存量的优化配置。
　　2、改革企业组织制度
　　（1）要改革政府管理职能和管理体制，真正做到政企分开。政府作为国有资产所有者，可以建立一套科学有效的国有资产管理制度，对国有资产实行国家所有、分级管理、授权经营、分工监督。政府作为社会管理者，可以依据法律制定各种必要的规章制度，培育和促进市场体系的发展，形成比较完善的市场规则和社会秩序。政府作为宏观经济的调控者可以合理确定经济发展战略目标，制定和运用相应的政策来引导和协调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但政府不能再用行政管理的方法使国有企业运行行政化，否则国有企业组织制度的改革将流于形式。 　　（2）国有企业组织制度改革的重点是建立公司制企业，为此，必须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和我国国情的企业领导体制与组织管理制度。即建立包括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在内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处理好党委会、职代会和工会与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的关系；建立由国务院向大型国有企业派驻稽查特派员制度，地方政府向所属大中型企业派财务总监制度。再次，对国有企业进行战略性调整。即通过国有资产的流动和重组，改变国有资产过度分散的状况，集中力量发展和加强国家重点产业和重点企业．扩大企业组织规模。
　　3、加强和改善企业的经营管理
　　（1）要更新企业经营管理上旧的思想观念，确立以市场为中心和依托的现代化管理观念。 　　（2）要实现管理组织现代化建立市场适应性能力强的组织命令系统，健全和完善各项规章制度，彻底改变无章可循、有章不循、违章不究的现象。 　　（3）要建立高水平的科研开发机构和高效率的决策机构，加强企业发展的战略研究制定和实施明确的企业发展战略、技术创新战略和市场营销战略并根据市场变化适时调整。 　　（4）要广泛采用现代管理技术方法和手段，包括用于决策与预测的、用于生产组织和计划的、用于技术和设计的现代管理方法，以及采取包括电子计算机在内的各种先进管理手段。 　　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除就企业制度本身这三方面进行改革外，还需要其他方面的配套改革。包括转变政府职能，建立健全的宏观经济调控体系，进行金融、财政、税收、投资、计划等方面的改革为企业进入市场自主经营创造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大力培育市场体系、建立市场中介组织和加强市场经济法律规章制度的建设，为企业走向市场创造市场条件；加快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和福利分配社会化、市场化步伐等。

企业如何构建完整的制度体系

制度体系是企业员工在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共同遵守的规定和准则的总称，是企业赖以生存的的体制基础，是企业员工的行为规范，是企业经营活动的体制保障。成功的企业背后一定有着一套健全的管理制度在规范性的执行。管理制度体系建设是企业管理工作的基础，它以一定的标准和规范来调整企业内部的生产要素，调动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当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后，能否科学地进行管理，对企业的发展至关重要。在当前市场深化改革的形势下，管理制度体系建设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企业所重视，加强管理制度体系建设成为提高企业竞争力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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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一、现代企业制度的概念及组成
1、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内涵。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目标，就是要通过国有企业改革，建立起政企分开、产权明晰、权责明确和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现代企业制度是一个内涵丰富、外延广泛的概念，其基本内容包括三个方面：现代企业产权制度，即公司法人产权制度；现代企业组织制度，即公司组织制度；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即公司管理制度。即所谓现代企业制度，一般是以企业法人制度为主体，以有限责任制度为核心，以专家经营为特征的新型的企业制度。
2、现代企业制度的组成。（1）现代企业产权制度。产权关系是指财产(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关系。完整意义上的产权关系是多层次的，它表明财产最终归谁所有、由谁实际占有、谁来使用、谁享受收益、归谁处置等财产权中的一系列权利关系，各种权利可集中于某一主体，也可以在不同主体身上发生不同程度的分离。在现代企业中，产权权利不但是分离的，而且产权关系是明晰的。企业中的国有资产所有权属于国家，企业拥有出资者投资形成的全部法人财产权，成为独立享受民事权利，承担民事责任的法人实体。出资人的终极所有权一般只表现为股权，企业的实际占有权相应地转化为法人财产权。（2）现代企业组织制度。组织管理科学。主要表现在：企业的组织管理机构设置科学，即企业的权力机构、经营机构和监督机构，三者之问权责分明、相互制约，各司其职；企业的内部管理体制科学，即现代企业中有形成合力的领导体制，科学民主的决策体制，职工参与管理的民主管理制度，责任、权力和职位相对称的内部责任制度，准确反映产权关系的财务会计制度，以及人力资源管理制度和工资制度等；通过企业规章，调节出资者、管理者和职工之间的关系，形成激励和约束相结合的经营机制。（3）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建立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就是要求企业适应现代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规律，按照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积极应用现代科学技术成果，包括现代经营管理的思想、理论和技术，有效地进行管理，创造最佳经济效益。为了实现企业的现代化目标，就需要在管理人才、管理思想、管理组织和方法等方面实现现代化，并将这几个方面有机地结合起来，组成完整的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经营目标明确，即企业以利润最大化和追求长远发展为目标，面向国内国际市场组织生产经营。
3、现代企业制度的特点。（1）产权清晰。要明确企业出资者是谁。它的所有权即职权与法人财产权要相分离，对出资者来说，表现为他们以股东身份拥有股权，享有分得利息，红利的权利，享有参加股东大会以及选举董事的权利。只有做到出资者所有权即股权与法人财产权相分离，也就是做到彼此的产权关系明确，企业法人才可能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以独立的法人财产对自己的经营活动负责。（2）权责明确。大部分自有企业依法进行公司制的改组，建立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等新的企业领导制度。这些公司权力机构、监察机构、决策和执行机构形成各自独立，权力明确，相互制约的关系，就使企业出资者、经营者、生产者的职责明确，行为受到约束，利益得到保障，从而调动全体人员的积极性，做到出资者放心，经营者尽心，生产者用心。（3）政企分开。要明确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做到政府依法管理，企业依法经营，完全按法律办事。过去政企不分，政府管了该由企业来管的事。企业没有自主经营权，更没有法人财产权，不可能实行自负盈亏。所以，政企分开是企业能否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前提，也是企业成为真正独立商品生产者、经营者的关键问题。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建立社会主义现代企业的经济体制就是一句空话。（4）管理科学。企业内部管理必须建立一套围绕市场，以发挥人与科技作用为出发点的现代科学制度。科学管理不仅使企业组织制度和管理步人科学化、规范化的轨道：还有实行科学预测、决策，采用近代数学和电子计算机管理、信息系统化管理，用科学的态度和指导思想正确处理好企业和职工的关系，调动职工的积极性，增强企业的凝聚力。
二、我国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对策
要真正使企业不仅具有经营权，而是具有法人财产权，目前还有其他许多问题迫切需要加以解决：
1、在思想观念和习惯势力方面，旧体制和新体制仍然进行激烈撞击，新体制的推行还存在不少阻力。一些企业还缺乏对现代企业制度知识的了解，缺乏积极探索参与精神，思想观念还停留在一般的认识上。我国改革的十五年，为企业的发展注入了活力。但是对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一些企业却有疑虑，其客观原因是：现代企业制度在我国刚刚建立，对此缺乏承受能力；对现代企业制度缺乏了解；担心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会困难重重。特别是计划经济体制的长期影响，思想上求稳。如对选择现代企业制度作为企业改革的目标，担心这一目标能否实现；又如，现代企业的机制，它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促使现代企业制度目标的实现，国家、企业、个人三者的经济利益由谁来正确处理，会不会出现不同企业同一政策的一刀切现象。再如，现代企业制度发达国家搞得较早，且有了经验。我国的现代企业制度刚刚进行试点，我国又是一个经济发展不平衡、地区间、企业间情况千差万别，困难重重，等我国现代企业制度有了一个较为固定的模式再进行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等。一些企业还没有认识到，企业改革的核心问题是企业制度的根本性变革，必须从理顺产权关系入手，对传统企业进行改造，使企业制度有所创新，更具活力。
2、由于历史的原因，一些企业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形成企业欠债的原因很多，但不论从何谈起，这都是历史形成的。其中一个根本性问题，是对拨改贷执行不彻底，没有按信贷关系来处理企业的产权关系所形成的债务。实行拨改贷是我国资金投资体制上的一项重大改革，是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的一个重大步骤，但有两个问题没有解决好。一是企业偿还银行贷款后，其产权是否应归企业所有，这类企业应只纳税不交利，才算合情合理。二是企业向银行付息就应减少企业向国家上交利税。如果他们与无偿使用国家投资企业一样交利税，就等于他们多缴了一份利息，增加了拨改贷企业的负担。
3、职工的养老，医疗保险金负担和大量企业冗员的存在。加上“企业办社会”问题，使企业如牛负重，举步维艰，要坚决建立与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现在的国有企业，不仅要承担待退，退养职工的基本生活费和养老，保险与医保失保，还要承担大量冗员及妥善解决“企业办社会”问题，这些压得企业喘不过气来。显然，这些问题不解决，企业必然是低效率，低效益的。如果缺乏必要的社会保障制度，长此以往，企业就会被拖垮。但是，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循序渐进，切忌操之过急。例如，有些企业匆匆忙忙搞什么优化组台，力求减少冗员，辞退职工，结果引起许多内部矛盾，严重的还会影响社会的安定团结。经过社会调查和学习体会，提出如下逐步解决的办法：（1）要下决心建立与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有救解决企业困难，职工困难，使企业制度更新，甩掉包袱，轻装前进。（2）要把企业的改组、改制和改造结合起来，采取择优限劣的措施，有效解决企业制度更新过程中副到的困难与问题。把人、财、物等资源重新配置，向优势企业和拳头产品，(集装箱装卸)转移，这样把改组，改制和改革过程结合起来，切实采取择优限劣，既有利于克服国有企业的困难和问题，也有利于使现代企业制定建立和健全。